有的学者总结合比较湖湘学派在理论上的特点有三：一是以性为太极，居于理之上，与程朱派以理为最高理论范畴不同；二是主张性无善恶，天理人欲同体异用，修正了程氏的性善情恶之说；三是强调践履和经世。湖湘学派在理论上较之程颐、朱熹认为性即理，理先气后，虽同属唯心主义宇宙观，但在逻辑上不如程、朱的严密，也更带主观色彩。他们的精义在后两者。但在强调经世方面，又不及浙东学派的鲜明。故张栻逝世后，其弟子或投闽派朱熹门下，或投浙派陈傅良门下，坚持其说的不多，这是与他们学说的弱点分不开的。不过，胡、张之说的后两者，实比程、朱之说通脱，后来凡不太迂拘的理学家，不管其是否研究过他们的书，信奉他们的学说，实际上都不得不或多或少遵循他们的轨辙，后世湖湘学者中的多数人正是继承的这个传统。

　　宋代，湖南除出现湖湘学派，理学上在全国有自己的特色外，在经学、史学、地学、文学艺术、医学及考据学等方面也都有非凡的建树。宋代湖南著名的经学家有宁乡的易祓，武陵的丁易东，永明的周尧卿；史学家有湘潭的路振、路纶，祁阳的陶岳，湘乡的王容，衡阳的郑向、曹衍，浏阳的汤璹，桂阳的黄植，茶陵的谭世选，龙阳的袁申儒，武陵的丁特起；地学家有衡山李芾，南岳释文政、南岳道士陈田夫，衡阳宋刚仲，武陵柳拱辰等。北宋时湖南文学方面无闻人，至南宋时所出的名诗人有潭州人刘翰、宁远人乐雷发；名词人有湘潭的王以宁。散文家有潭州人邢天荣、营道人义太初、湘潭人钟将之、衡阳人廖行之、衡山人侯延庆等。书法家有潭州的刘次庄、沅陵的单炜；画家有潭州的武洞清和衡州的释仲仁；医学家有湘乡的朱佐与衡州的宋永寿；考据学家有潭州的王观国和桃源的戴埴等。

　　宋代反映湖南文化发展的另一表现是学校教育与书院的广泛兴起。北宋时期南州县学为数尚少，到南宋时湖南的大部分州县都建立了学宫。书院作为讲学的场所，也同时兼具学校规模，以补州县学之不足，在南宋时尤盛。据载南宋时湖南全境有书院51所，分布于近30个县内。闻名全国的有长沙的岳麓、城南，衡阳的石鼓，湘潭的碧泉诸书院。但是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衡阳的石鼓书院、应天的应天书院和长沙的岳麓书院）竟有两所在湖南！由于教育的兴盛，使得湖南开始出现人才蔚起的现象。前文所述一大批理学、经学、史学、地学与文学诸家的出现即其例证。据清光绪朝《湖南通志》所列举，两宋时期湖南县以上官吏390余人，其中进士达17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