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最早起源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浙一带，起因是纪念伍子胥。伍子胥名员，楚国人，其父、兄触怒楚平王被杀，伍子胥逃亡到吴国，辅佐吴王阖闾。后来，伍子胥率领吴军攻破楚国都城，掘出楚平王尸体，鞭尸三百，报了杀父之仇。吴越争霸时，吴王夫差听信谗言，“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子胥大笑曰：“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伍子胥愤激到要把眼睛挖出来，置吴东门上，幸灾乐祸地观看越兵的入城式。至今苏州尚存胥门。伍子胥的临终遗愿大大激怒了夫差，“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见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鸱夷，而投之于江。”（《国语·吴语》）申胥即伍子胥。鸱夷，马革或牛革做的袋子。夫差把伍子胥装进“鸱夷”，压上石头，投到江里，让他永远浮不上来，作为对伍子胥临终遗愿的报复。时为公元前484年左右，比屈原死年（约公元前278年）早了二百多年。民间传说伍子胥被投江的这一天即为农历五月五日。《荆楚岁时记》载：“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则明确载明端午最早是纪念伍子胥而非屈原。

　　伍子胥之后二百余年，楚怀王听信谗言，放逐屈原。楚怀王死后，其子顷襄王再一次放逐屈原。这一次放逐的地点即为屈原自沉的汨罗江。

　　端午纪念的两大主角——伍子胥和屈原——一为叛国者，一为流亡者。伍子胥先叛楚国，后叛吴国（剜眼以观吴国之亡），在无家可归，朝廷执行不义的前提下，伍子胥两次叛国；屈原在政治抱负不得舒展，反而被馋的情势下，写下大量以高洁自许的篇章，暗示了朝廷的昏罔和小人得道的现实，从而遭到了两次放逐。和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左，这两个国家的敌人却得到了民间的一致怀念，以至于两千多年来端午的传统从未中绝。这是一个深刻的提示：端午从来是民间的节日，只要专制尚未根除，它就永远不可能被官方意识形态所称许，更不会进入官方节日的谱系。恰恰相反，端午是民间对专制和国家强权的强烈抗议，在一年一度的浩大怀念中，这两个叛国者和流亡者身上，寄托着中国民间的全部心事。1925年鲁迅先生慨叹中国一向就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端午恰恰是最大规模的对国家叛徒的抚哭。

　　端午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的一个异类，一个孤例：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所有这些节日，形式和内容都高度统一，数千年如一日，从未割裂；只有端午，在今天蜕变成了单纯的粽子节和龙舟节，核心价值消散了，形式取代了内容。人们在吃粽子的时候，仅仅想起了一个图腾化的会写诗的骚客，同时还在担心自己吃到的是不是假冒伪劣的黑粽子。民间的怀念遭遇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改写，甚至连“民间”这个词都被缩略为一系列风俗和乡间小调的集合体。

　　只有当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的时候，人们才想起来端午原来是起源于中国的古老节日。但是，所谓“抢救端午”无非是和四大发明如出一辙的阿Q心理，端午精神反而更符合韩国精神——韩国精神中的刚强，韩国精神中自尊、知耻、忘我、利他的春秋人格，韩国精神中不向国家强权低头，对强权的清算，不正是端午精神的最好继承吗？而中国呢？居然有专家建议政府出面和韩国联合申遗，这是对端午这一节日“民间性”的极大讽刺，“国家形象”成为“抢救端午”的惟一诉求。在这一争夺战中，没有人去追究端午精神到底是什么，狭隘民族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反讽的是，却并不被国家意识形态所接纳，同时，反向地又是端午精神“民间性”的雄辩证明。

　　新儒家呼吁读经，新人类不求甚解地过着各种洋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先于政治体制改革……“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一被百年史证明为失败的幽灵，仍然在新世纪的天空下徘徊。在历史被有效篡改的国度里，“中学”的那个“用”无非是用来论证专制合法性的工具，“西学”的那个“体”从而嫁接上了一个怪胎，体不成体，用非所用。相反，端午精神这样的本土精神资源，就像它的两个非凡代表一样，遭到的是放逐的命运。

　　端午端午，魂兮归来。

　　如果不能归来，就彻底地消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