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决非玄妙天书。我的一些朋友说自己知道湖湘文化，我完全相信。他们的这种“知道”是如何来的？是对图书馆的资料典籍进行翻阅查找摘抄而得来的，这决非登天难事。说余秋雨教授不懂湖湘文化，作作调侃笑话讲一讲似乎可以，但在一个学术场合里作为一个判断和观点表达出来，却实在有点不妥当。如果愿意抱着认真的学术态度来读一遍《千年庭院》，你便会产生一种诚恳的感受，如果不是对湖湘文化有精深的钻研，作者何以能写出这种深刻而精到的文章？除非秋雨是不学而知的神仙！

    我也愿在这里来说说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是一个整体概念。她的形成和确立是由湖湘学派来予以体现和完成。湖湘学派正式形成于南宋。当时在福建崇安有个人叫胡安国，安国从小聪慧好学，１７岁那年，他进入太学学习。在这段时间里，他接受了程熙、程颢的学说。二程之学，乃是理学。所谓理学，乃是从孔孟之说发展而来，他们说理讲义。理义源于哪里呢？“心之所同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二程认为理认与人性是统一的。这种理学是以人伦关系为其研究基础和研究目标的哲学。这门学问最早源于湖南道州人周敦颐。周敦颐又称“濂溪先生”，所以有后来“吾道南来，无非濂溪一脉”之联语。二程便是周敦颐的学生，胡安国又成了二程的学生。胡安国后来在湖南做官，由于仁途坎坷，他晚年便以讲学著述为业。他的讲学吸引了众多的湖湘士子，团结了一批湖南学人，终于奠定了一个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理学派别－－湖湘学派。

    理学是一面大旗帜，在这旗下又分成各种派别。湖湘文化形成于南宋，以后兼容并蓄，吸取了诸种派别和学问之优长。胡安国逝世后，其次子胡宏又成为一代“教主”。至明代，王阳明又来湘讲学……代代相传，多年积淀，湖湘文化不断发展，成长壮大，形成她的鲜明的学术风尚。而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是：历代有许多理学家都有一种空谈心性，不究实用的倾向。但湖湘学派在创立之初便反对腐儒学风，主张“通晓时务”、“留心经济”。胡宏就曾提倡学者不妨去锄地种菜，认为学子除经史之外，还必须致力于兵、农等经世实学。正因为这种思湖的影响，所以才有后来岳麓书院学子们与元兵血肉相搏的悲壮故事，才有后来曾国藩以书生领兵而平定天下的壮举，才有后来毛泽东四渡赤水直至后来建立共和国的惊天奇迹！

    书生应关心和参预国家大事。动乱年代里中国的大事乃是军事、战争。而当中国车轮驶入１９７８年之后，中国最大的大事，便是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中最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在中国逐渐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这一项事业，便是商业！当然，社会有分工，并非要每一个学人都卷入商潮或者都去研究商业服务于商业，依然需要有一部分人呆在深门大院的静静书斋里。但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商潮奔涌的社会转型期，却依然用大锅饭时代那种小农经济眼光看待和评判眼中新事物，那实在是有点湖涂，这种眼光，恰恰是与湖湘文化精神相违背的。

    写到这儿，便想到顺时代潮流而积极前进的余秋雨。本来余秋雨也可呆在安安静静的环境中从事著述和讲学，可他却毅然走出书斋，走向社会。他对商业毫无鄙薄之意，他尊重企业家，他大大方方到企业里担任文化顾问。他的许多学术研究和许多散文写作都紧密地和当前中国的经济建设实践结合起来，他的《抱愧山西》和《上海人》两篇便是鲜明例子，果真是“文章合为时而作”。他不把自己的文化活动局限于纸和笔，他满腔热情投身社会，他兴致勃勃地一次又一次地来组织大众参预文化仪式，这次他在岳麓书院的讲学便是由他带领大众对岳麓书院对文化进行朝拜的一种仪式。余秋雨这种做派，恰恰便是他对湖湘文化“知行互发”精神的一种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