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攀上又一座高峰 记者：新时期的湖南文学经历了22个年头，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一个长篇小说创作大丰收的局面，是不是可以说湘军创作进入了第二个高峰呢？ 龙长吟（湖南作协创研部主任、评论家）：在2000至2002年短短的3个年头内，唐浩明的《张之洞》，王跃文的《朝夕之间》、《梅茨故事》，阎真的《沧浪之水》，刘春来的《大水》，贺晓彤的《美女如云》，谭仲池的《打捞光明》，肖仁福的《官运》，向本贵的《盘龙埠》，白絮的《渴望终点站》，常歌的《失落的夜郎》，夏可可的《飘来飘去》，何顿的《荒芜之旅》《抵抗者》《浑噩的天堂》，何立伟的《老康开始旅行》、《跟爱情开开玩笑》，彭见明的《凤来兮》等等相继出版。这些作品质量高、影响大，可以说湖南小说创作的又一高峰期到来了。 记者：湖南新时期小说走过了怎样一个历程？ 龙长吟：从1978年到2002年，新时期湖南文学经历了“辉煌”（1978－1983），“尾声”（1984－1989），“徘徊”（1990－1994），“重振”（1995－1999），“高峰”（2000－2002）五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七八个大腕作家。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的《芙蓉镇》、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叶蔚林的《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孙健忠的《甜甜的刺梅》、谭谈的《山道弯弯》、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开风气之先，韩少功、水运宪、彭见明、蔡测海、何立伟、周健明、谢璞紧随其后。整个湖南文学在高潮与尾声中徘徊的时候，孙健忠连续推出《醉乡》、《死街》、《倾斜的湘西》三部大作，彭见明以《大泽》等洞庭湖三部曲和其后的《玩古》，谭谈用改革题材小说《桥》，残雪以独特的话语方式，任光椿、唐浩明先后都用历史小说，把关注现实人生的文学推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线上。在世纪末的5年里，唐浩明、陶少鸿、王跃文、向本贵、何顿、蔡测海、何立伟、阎真等以自己的创作实绩，给湘军的文学雄风一个小小的重振与惊喜。通过他们，加上始终追求不止的聂鑫森、姜怡斌，后起的刘春来、谭仲池、肖仁福等，还有儿童文学作家群（冰心文学奖连续三届都有湖南作家得奖），许多作家的合力，终于把湖南文学推向了第二个高潮。 湘军的三个特点 记者：作为湖南作协的负责人，你如何评价湘军的创作？ 彭见明（湖南作协副主席）：我认为现在是湖南文学创作的又一个比较好的时期。湘军有三个特点，一是无论是80年代的那批作家，还是现在的这批作家，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关注现实，忧国忧民。关注现实有历史的地域的文化的背景，湖南是一个出政治家的地方，政治情结也是一个背景。关注现实的范围比较广。 二是独立品格。湖南作家从来不一窝蜂，王跃文出来了，没有人跟着都去搞政治文化小说，唐浩明出来后没有都去写历史小说，作家都有自己不一样的选择和追求，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与积累来确定自己的写作方向。 三是湖南的整体艺术素质比较高，拿出的东西在全国至少在一个领域是比较拔尖的。唐浩明的历史小说，王跃文的政治文化小说，何顿的市民小说等等都是如此。湖南人有艺术上的大胆追求，不媚俗、不趋时、不讨好，首先看重的是艺术。湖南作家之所以从80年代到现在还能延续下来，有一个重要的环境就是团结、互助。不管哪一个作家出来，老的作家对新的作家都非常重视，艺术上从不搞帮派、立门户，承认别人的艺术个性与追求，互相抬举，这是一个优良传统。 90年代末冒出来的作家与80年代的作家相比，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个是80年代是以农村题材为主流，现在，除了保持农村题材的优势外，已有历史、都市、政治文化、知识分子、儿童文学领域的广泛开拓；二是作家的素质与知识结构大大提高，以前大都是初中文化，现在全部是知识分子。 “湘军”的成因 记者：湖南为什么会出这么多文人？特别是文学低迷时期，湖南还有高潮出现？ 阎真（中南大学教授）：湖南写东西的很多。这个现象可能与一种文化认同有关。湖南人大都有一种社会责任感，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影响深远；还有就是写东西的人在湖南大家还看得起，这很重要。没有这种认同，你动力就小了。不是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绝对商业化，这是很重要的。 彭见明：从职业来讲，作家这个职业在湖南人的眼中至今还是最为看得起的职业。作家无论是在政界、商界，还是普通小市民中，确实很受人尊重。湖南还有个新情况，就是很多人辞职当作家。 阎真：这是荣耀，是精神动力，是成就感。 王跃文（青年作家）：但我们不是为了受到崇敬而去写作的。 彭见明：不是起因而只是结果。 记者：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有一种牛气，你们怎么看湖南人的这种牛气？ 王跃文：现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对自己地域文化的优越感，都要树一种豪气。 记者：“湘军”的来历与曾国藩当年带领湖湘子弟兵镇压太平天国有关，为什么以“湘军”来 共3页[首页] [上一页] | 
